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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燈炮媽支持死刑說起
最近的更一審後，小燈炮的媽媽王婉諭在她的臉書上寫了這一段話：
由於精神醫療團隊人力缺乏，非但無法協助精神障礙者復健，監所的環境反讓其身心狀態惡
化，而管理人員亦無法分辨其病情變化，常被視為違抗規範遭到違紀處分，甚至單獨監禁、
使用戒具，嚴重違反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 14 條、第 15 條等相關規定，核有違
失。可見，我們把身心障礙罪犯關進監獄後，不但無法矯正過失，反而讓他們病情惡化，讓
他們出獄後更加危險
還有這一陣子許多的精神科相關的故事，無論是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龍發堂的事件、
林奕含的小說、還有電玩「還願」裡的兒少……都可以看到有精神科、心理健康的議題。即使
21 世紀已經快要過 1/5 了，為什麼精神醫療看起來還是那麼的原始，只要對於精神醫療資源
都知道的，都會說出像王女士的話：「因為精神醫療團隊人力缺乏…」。不僅是監所缺而已，
在一般的場域裡，也是嚴重的不足。無論是全國各地的自殺關懷員、各縣市的心理衛生中心
人員；醫師、護理師、社工、心理師、職能治療師等等。人不夠、錢也不到位。筆者先前在
其他地方的投書就寫出了：「根據心口司「106
年至 110 年國民心理健康第二期計畫核定本」 裡的描述：目前政府給予的預算低落，平均每人精神健康預算 26.51 元新台幣，僅世界衛生
組織統計全世界精神健康支出平均的一半還不到」。
因為我們不能好好的治療精神病友，所以當他們犯罪後；沒有有效的治療、沒有真的無期徒
刑，法律也沒有配套有完整的一輩子的治療，所以我們要判他死刑。先不論廢死的議題，但
光看到第一句：「我們沒有好的方法治療……」，就覺得心酸，現代的精神醫療，已經走了很 長很遠了，雖然不夠好……
我們還在最複雜的器官中摸索，我們很努力了。但是還有很多很多想做的、想突破的；每一
個醫師都期待著，對或許有哪一天，也許是明天、也許是下一周、也許是一年，還是一甲子
後，這個最複雜的器官，有重大的突破；是藥物、是儀器、是手術。但回頭想想，即便是高
血壓、糖尿病、癌症、愛滋病，這些比大腦研究還要更前端的疾病們，仍然無法根治，而全
世界都還在一團謎霧中的大腦裡，我們可以期待，但是，要把我們手中有的工具都用上。
在最近一場筆者工作醫院的前輩，說出了一段話：「這些上新聞的病人，都是有治療過
的……，有人說，給你們精神科治療完，還不是出來砍人……」這句話聽起來很難過……但是病人
不願意吃藥、健保上，副作用少的長效針劑，藥價高，新聞年年報：思覺失調最花錢
, 醫師也不敢開太多，怕健保核銷……；而原廠抗憂鬱劑因給付過低，而退出台灣了。不僅是
一般民眾歧視精神科，造成沒有正確就醫，就在醫師之間，對於精神科也覺得不是科學的一
部分、表單科、只會出一張嘴的科。
他還說了一個詞，更是引起我的好奇「psychiatrist identity crisis」。 精神科醫師的究竟有沒有認同危機，在 2012
年起，在歐美的大型醫學期刊如 Lancet,還有近
日的NEJM[1]也討論了，究竟，我們需不需要精神科醫師？還有，
精神科醫師要做些什麼？
精神科何去何從
精神科相關的藥物從 1950 年代的大爆發，一直到 90 年代後，最近 20 年都沒有什麼重大的突破 了，即使在全基因定序已完成的 21
世紀，我們對於神秘有著 10 的 15 次方細胞的大腦，仍然一 籌莫展，即使是有大量資源的阿滋海默症，一直到
2020才有機會有可能可以解緩的新藥上市。
我們從 20 世紀初在有 Emil Kraepelin 開始紀錄思覺失調症後，加以分類，才有現代精神醫學 的 誕生。因為在 50、60
年代之前，沒有有效的藥物，都是以精神分析為主的治療，大眾會
有精神科醫師就是讓病人躺在躺椅上，聽病人說故事的想像。而這個想像自從藥物出效後，
就轉到心理治療師身上了。大眾覺得精神科醫師就只會開藥啦，而心理師也覺得醫師只會開
藥；其他醫師同業覺得精神科出一張嘴，沒有再開藥、或是表單科，只有一堆問卷，沒有明
確的抽血或是 CT, x-ray, MRI 的明確發現。加上社會大眾的歧視，會去家醫科、或是神經科 就診。直接跳過精神科了。
我說的不是只有台灣的情況，美國的精神科住院醫師年年下降[2]；英國的也是，醫師們都不想
走精神科了，沒錢、沒資源、還要面對醫師團體的歧視、病人的治癒之路漫長，感受不到成
就。
為何還需要精神科醫師？
George Dawson, MD, DFAPA 在美執業 35 年的精神科醫師, 寫了這篇There Is No Identity
Crisis in
Psychiatry
，來回應今年十月初在 NEJM 上的文章，精神科醫師的認同危機。綜 觀這些討論，在結合台灣的現況，可以回答，為什麼我們還是需要精神科。
精神科是站在科學、法律、心理學、人文、社會的交叉點。我們一直以來就是站在中間，或
許過去一直往精神藥理學靠攏，以前，以為只要有藥物就可以解決一切了。醫學，就像精神
醫學一樣，不僅僅是單純的科學；治療，也非單純的基礎研究。所有的醫學，都有醫病關係、
人和人之間、還有法律的問題。只是精神科的佔比更大，更耗精力。但是精神醫學，仍然是
科學的一部分，我們也講究證據、我們也有嚴謹的實驗設計，雖然 neuroscience 的發展很慢，
但是仍然有在前進，美國的某些精神科醫師也有團體要求把神經科學列入住院醫師訓練，甚
至有開發出免費而詳細的課程給精神科們進修。近日，台灣有修正心理師法，讓心理師可以
做網路的心理治療，那精神科醫師呢？我們也可以提供個案精神衛教、提升個案動機、或是
使用有實證的認知行為治療，甚至精神分析也都有療效。任何對個案有幫助的治療，不都是
精神科醫師可以執行的嗎？為什麼這立法的過程沒有考慮精神科醫師？
除了治療之外，還有精神復健，漫長的復健之路，有沒有什麼單位，如最近的長照議題，也
可以把精神科列入討論，關於心理障礙的復健資源。還有越來越嚴重的成癮問題，藥物或是
行為上的，如網路成癮。
的確，精神科醫師給人的印象就是開立藥物，但是制定治療計畫，知道哪些治療是有實證上
的效果、哪些沒有，哪個人適合做什麼治療，他身邊有什麼資源。還有一些非藥物的新型治
療，或是檢查，也需要有人有統整。
精神科醫師，一直就站在各個領域的交叉點上，和社會互動著。
可以無望，但前面有光
科普心理學家海苔熊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那是一種「我不管怎麼樣做都不會變好、不論如何努力都不會被接納」的無望
無論是王婉諭女士對於社會安全網的無望、或是「我們與惡的距離」中的王赦律師的絕望大
喊：「把人給殺了就能夠解決一切了？」就不會有新的殺人犯出來了？這世界就太平了？
病人面對復健長長之路、科學家面對大腦複雜難解、醫師的沉沉的無力感、政府財政的難處……
我不是法律、也不是政策專家，選舉要到了，這次，有精神科醫師、有醫改人事、有對社會
安全網為主要求的王女士，希望都可以當選，替整個社會的心理健康、社會安全網再爭取更 多的資源 。
也希望精神科醫師可以在日漸稀少的資源下，得到喘息。
-
Gardner, C., & Kleinman, A. (2019). Medicine and the Mind-The
Consequences of Psychiatry’s Identity Crisis.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81(18), 1697. -
Lancet, T. (2012). Psychiatry’s identity cri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