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警案的審判出來了。
媒體的主要評論就是，天理終於得到了伸張。
但一審的鑑定沈醫師, 寫了許多的聲明。
譬如不再接鑑定、和二審法官、檢查官和二審的鑑定醫師之間的討論。
這過程的思辯都很精采。
但再怎麼精采，也喚不回一個人的生命，
還有一個家庭的重挫。
精神科醫師、和司法之間、和大眾之間，真的沒有交集嗎？
你覺得生氣嗎？
精神科醫師在歷史上，常常成為替政治服務的棋子而已。
像是在蘇聯，或是納粹時代，就常常把政敵，加上精神病的罪名；
那些見不得光的政敵們，只好住進再也出不來的精神病院。
而這幾年在中國「被精神病」，更是一種打壓異見人士的手段。
新加坡也是。
因為批評領導，本身就被當成精神有問題。
有多少醫師可以在政治、法律和社會大眾的壓力之下，
還承受得住？
精神醫學一直都不是醫學的主流，
一直到最近，仍然被當成是「小科」，甚至是「不那麼科學」的科。
原因很多，有一部是因為，大腦很難懂；另外一部分是有「人」的因素，
有社會、有文化的因素干擾，
我們自身也害怕，當腦部的一切都變得很「科學」，但只是物理和化學
之間的反應而已，那「我們」人，會是什麼東西？
人再也不是「人」了。
很少有醫學的分科需要在「司法」、「社會」、「文學」、「哲學」、「心理學」中打轉著。
我們要處理的，不是那麼絕對的科學。
看著一二審的精神鑑定醫師的爭執時，
也許一方醫學多一點，一方司法多一點，或許再來一次精神鑑定，又有不同的結果。
「啊，你們不科學啦」
這要怎麼科學？科學不再只是精神科醫師要考慮的了。
要考慮法官、要考慮檢察官、要考慮立委、還要考慮廣大的民眾、還有受害者的家屬。
還有自己的心中的那把尺。
做精神鑑定的掙扎在這裡，越是重大的案件，接起來的壓力就越大。
其中有個重點是，犯案當時，罪嫌的精神狀況如何？
隨著離案發的時間越遠，一審、二審、三審，就越來越難知道當時的狀況。
在醫學上，我們不可能放著他都不治療；
但一開始治療，就會離他當時的狀況越來越遠。
我們是要找出公理和正義？
還是我們要治療？
人權，什麼是人權？
罪犯有人權，那家屬有嗎？
若讓罪犯不治療，會比較好嗎？
要治療，就又遠離了犯案當時的真實性。
醫學就是政治、法律、社會的工具而已。
但我願意當工具，
只要可以幫助一個人、
只要不違背醫學生唸出的誓詞，
當當工具人，也沒什麼關係。
我將會尊重病人的自主權與尊嚴；
我將堅持對人類生命的最高尊重；
我將不容許有任何年齡、殘疾、信念、族群、性別、國籍、政治立場、
種族、性傾向、社會地位或其它因素的考量介入我的職責和病人之間；
這麼高的理想，我想很多醫師不一定做得到。
但是，一個患者、一個患者，盡力地去醫治。
至於眼前的人是不是罪犯，似乎不是首要考量的事情。
我很喜歡讀楊牧的一首詩《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有人問我一個問題，關於
公理和正義。簷下倒掛着一隻
詭異的蜘蛛，在虛假的陽光裏
翻轉反覆，結網。許久許久
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不只詩人回答不出來，
醫師也回答不出來，
律師、檢察官、司法官，回答的出來嗎？
至少我不行。
有次演講，有個聽眾舉手問我，
「你覺得這些社會案件，精神科醫師有沒有責任？」
我想，他想跟我說的是：「都是你們的精神鑑定，讓要受到懲罰的人沒有得到懲罰」。
這些問題，我也想了許久許久。
看著同行的文章、在同業的群組裡頭大家抱團取暖、大家一起替沈醫師發聲，
覺得不捨。
但大眾們，其實是想要問我們：「嘿，你們知道公理和正義的答案嗎？」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有些人生了病，生了個可能會去傷害別人的病。
而這個病，人人都有機會得到。
我常常想，如果我得到了、我的家人得到了，我希望人們、醫師怎麼對待我？
怎麼對待我的家人？
但是，我也常常想，如果我是受害者呢？
我滿滿的憤怒要誰來償還？
醫師說不是他。
法官也說不是他。
但家人的血沾在他的手、家人的命在他失序的靈魂裡。
不是他，那是誰？
法院的判決書沒有答案，
立委們的關懷沒有答案。
我們都想要問，公理和正義的答案在哪裡？
身為一個人
身為精神科醫師，我覺得他的確可能是受症狀控制
但身為一個人、身為一個家屬，我會希望他得到處罰。
雖然我知道他得到處罰再也喚不回一個人，
但那是身為一個人，最後的一點期盼。
鑑定是一種追求科學的過程、求真理的過程。
精神鑑定，求的是真理，但卻沒有公平和正義的答案。
我們再怎麼追也追不到，就像是要去台北，卻開往屏東的列車。
精神科醫師給不了的，
也許法官給了，社會，也給了？
但是，公理和正義的答案？誰可以替我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