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城市快樂還是鄉村快樂?

Posted by 徐瑋澤 on Wednesday, August 2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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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精神醫學

住在城市快樂還是鄉村快樂?

當聽到這個問題時,可能你腦中就會浮出一些畫面,也許是塞滿高樓大廈的城市,或是小橋流水的鄉村。

又或許,當你看向窗外,看到連綿的建築與道路,不只在城市之中,也早已往蔓延的郊區擴散出去,你已經不知道所謂的鄉村應該是什麼樣子?

事實上,在人類史上大部份的時間,從我們遠祖到父母這代,大多數的人都不住在城市裡面。台灣是在1970年代中期城市人口才超過鄉村人口,而根據聯合國統計,直到2007年,世界居住在都市中的人口才超過一半。

當然,都市化的結果,也伴隨著一連串經濟,社會與空間結構的變化。最早意識的這個問題的,當然是最早面臨工業革命後快速都市化下的歐洲人。在倫敦,巴黎,乃至曼徹斯特等大城市中,從農村大量移入尋求未來的人口,卻得面對殘酷的貧窮,住宅,衛生,勞動條件等問題。

就算是繁榮的帝國首都,在金碧輝煌的大道與公共建築後,仍然無法掩蓋底層人民所面對的痛苦。例如法國詩人波特萊爾,雖然曾經提到過:

漫遊者是富有想像的孤獨者

開啟了城市觀看作為一門藝術的時代。但就在他詩意的眼光下,掩蓋在城市壯麗立面背後的小人物,仍然隨處可見。例如在《巴黎的憂鬱》中,波特萊爾就曾看到:

您曾見過在那些枯坐於孤零零的長凳上的貧窮的寡婦嗎?無論她們戴孝與否,要認出她們極其容易。然而,在窮人的弔喪時,總是好像缺少了什麼,以致失去了和諧,更使弔喪顯得傷心悲愴。她們不得不忍受悲慟,錙銖計較地在喪事上從簡,而富人們對自己的悲傷則極盡地鋪張炫耀。

而跨越海峽,工業革命的祖國聯合王國,在19世紀已然躍升世界第一強國,但在走向世界帝國的過程中,低層人民的生活狀況同樣悲慘。1844年,恩格斯(Freidrich Engels)在《英國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一書中就針對曼徹斯特的寫道:

只要在首都街道擠上一兩天,費力穿越人群及絡繹不絕的車流,只有造訪過這個世界都市的「貧民窟」,才會察覺倫敦人為了創造他們的城市充滿文明奇蹟,犧牲了人類本性的良善品質,為了少數人能充分發展並借用他人之力來倍增自己的力量,而壓抑數百萬倫敦人的力量不得發展。

這裏沒人願意向他人多望一眼致意。每個計算私利的人都帶著殘酷的冷漠,無感的孤絕,這些人擠縮在有限的空間變得更加煩躁,更加有攻擊性。我們雖知道人的孤絕,偏狹的利己主義是現代社會的基本原則……卻唯有在大城市的擁擠中,才會如此露骨並有意識的被運用。

隨著時間過去,倫敦的底層生活似乎沒有任何改善,1880年代,布思(Charles Booth)指出倫敦至少有三成人口過著貧窮的生活。1902年傑克倫敦(Jack London)作為美國記者到倫敦採訪,而寫成了《深淵居民》一書,詳實記載了鄉村與外國移民移入倫敦後的生活情況。他寫道:

東區就像個動物園,我的確看到許多穿著衣服的兩腳生物,三分像人,但是七分像動物,再加上一些身穿銅釦衣服的管理員(警察),就是我看到的完整景象了-他們是來管理秩序的,唯恐那些動物叫囂得太過凶猛

在大城市中,人生活的如野獸的狀況,似乎也在歐亞大陸另一端上演,19世紀末,除了工業革命發源的核心國家外,引進新技術的世界各地都市化也開始加快。但相較之下,歐洲的都市化比率從10%到過半,花了大約150年,而許多亞洲後進國家,例如日本,只花了兩代人的時間,就達到類似程度的都市化。可想而知,這文化與社會的衝擊比起歐美只有過之而無不及,莫怪乎日本最老牌都市雜誌要稱作「都市問題」(1925年在東京創刊)。而的確,有些問題,至今仍然無解。

透過流行病學和神經科學解答城鄉差距

在都市化問題開始為人重視之時,也是精神醫學快速發展並建制化的年代。當然許多人直覺會想到的是,都市生活的壓力是否會導致較高比率的精神疾病?但另外一方面,城市也帶來機會,希望與夢想,城市化的程度與速率一直以來和經濟發展率與收入呈現正相關(如聯合國70年代統計中,全球「都市人口比率」與「人均國民生產毛額」的相關係數為 0.81,主計總處統計近20年台灣此比率更高達0.93)。這或許能否帶來更佳的生活滿意度而減少壓力?

在累積了龐大的研究資料後,一項2010年的統合分析(Meta-analysis)混合了20篇研究數據,還真的發現,城市中精神疾病的盛行率顯著高於鄉村。而將精神疾病診斷別細分,情緒疾患與焦慮疾患分出來看趨勢相同,至於物質使用疾患之盛行率則城市與鄉村未達顯著差異。

而一般認為遺傳因子影響可能大過環境因子的思覺失調症,也有文獻指出有都市或鄉村之分。一篇丹麥研究指出,成長在較大城市的人,有較高比例罹患思覺失調症。

城市鄉村之分,甚至可以從神經科學上的證據進一步辨別出來,一篇2011年發表在<自然>雜誌上的文章透過fMRI研究發現,現在生活在城市中的受試者,在進行社會壓力測試時,其杏仁核(amygdala)活性增加,而在城市中長大的人,則是在前膝前扣帶迴皮質(perigenu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為調控杏仁核,負面情緒與壓力的區域)活性增加。由於這些區域和情緒與焦慮疾患相關,因此無論現在或小時在城市生活,均可能因處於較大的社會壓力中,而活化了這些區域。

當然,以上的研究較大部分都是在歐洲進行,這些區域相對生活品質高,城市鄉村之間的安全,物質與基礎建設差異較小。是否能適用到第三世界國家,或是仍在快速都市化中的國家,則有待進一步研究。但眾多的研究,至少部分證實了城市的壓力對心理健康有所影響。

或許我們也可以提出一個演化上的假說,在人類的演化史中,近數萬年來,習慣處理的人際關係長年都是部落內有限的關係,「友善無害的眾多陌生人」這種概念,本不存在人類的世界中。

光輝城市:巴西利亞

或許和我們的直覺再次相反,違反人性的城市,不一定是老舊狹小破爛的貧民窟,而可能是壯麗弘大的樣本城市。

在20世紀初諸多「社會改革」的大論述時代中,建立「理想城市」的思潮也是波瀾迭起。其中,20世紀最偉大的建築師之一柯比意(Le Corbusier)提出的「光輝城市」就是代表之一。

在現代技術的突破下,柯比意假想了一個以超高層大樓和快速道路系統構成的大尺度城市,透過超高容積率和低建蔽率的結合,除了超高層大樓外,空地可以移作立體交叉道路和緩衝綠地所用,讓城市可以兼顧高密度和安靜衛生。

柯比意本人晚年在印度建立了規劃城市昌迪加爾,但更貼近光輝城市的例子或許並非出自其手。而是由同樣認同現代主義的盧西奧.柯斯塔(Lucio Costa)和奧斯卡.尼邁耶(Oscar Niemeyer)設計的巴西里亞。

巴西里亞是巴西政府為了平衡區域發展,開發內陸建立的全新城市,自從1956年定都,1960年大致完成規劃。城市具有寬大的道路和明確的軸線,水域與綠帶交織其中,從空中俯瞰,主城區像是一架飛機的形狀,各類宏偉的公共建築分佈其中。隨著政府遷來首都的公務員則住在規劃整齊的公寓宿舍中。

夢想的破滅

這樣巨大的人工計畫,在27年後就成為「世界最年輕的世界遺產」,這樣聽起來似乎一切都相當美好?

同樣在1960年代,柯比意的光輝城市構想在南美實現,卻在北美遭遇批判,由珍雅各(Jane Jacobs)代表的批判者們,認為柯比意完全忽視了街頭生活才是賦予城市互動活力的源泉。忽視了城市複雜的多樣性才創造了交織多變的人際互動與城市特質。

巴西利亞落成後,人們漸漸發現,這座城市既是尼邁耶最偉大的成就,也是他問題最嚴重的作品。這座人造首都的建築宏偉壯觀,但卻幾乎沒人想在它那毫無生氣的街道上漫步,讓下班後的市中心接近死城。

就像我們昨天提到的,令人安心的空間可以減少壓力,這樣的「地點效應」,似乎不能脫離人熟悉的尺度,固然不宜太過擁擠,但也不能太過開闊。

丹麥建築師揚蓋爾( Jan Gehl )在其名作《人的城市》中,從人的視覺限制與社會性本能,提出:空間的感受,取決於人性尺度的限制,我們從古至今,便習慣「1~25公尺的城市(能感受表情,產生人際互動的距離)」,「時速五公里的城市(步行的速度)」,「往前與往腳下看的城市(常用視覺角度)」。而現代的城市沈溺於「太大,太高,太快」,這種違反人性的尺度,破壞了地方感,也讓人更不喜歡留在城市的開放空間中,正如巴西利亞一樣。

反過來說,迪士尼小城,不正是利用到這些概念,建立「不大,不高,慢慢來」的適中空間嗎?

透過實證科學建立幸福城市

這樣的概念,並不代表城市不能擴大,不能蓋大樓,不能快速移動。而是要透過適當的設計減少人們的壓力,同時兼顧實用與發展。

一項今年發表的研究,就讓受試者帶著手機上街頭,到不同的地點做實驗。移動裝置擷取的城市空間畫面和受試者主觀感受相互比對後,一方面很直覺的發現,城市中的開放空間如公園,庭院,徒步區和減少壓力相關。但另一方面較為微妙的是,視域空間(isovist space),街道網路的連結性也會對應壓力的變化。這暗示了,太空曠的空間或是全被建築覆蓋的空間都會令人不舒服。

當我們能更細緻的去了解人在空間中的情緒變化,與壓力反應,就能讓人造空間更有人性。

百年來人們過度自以為是,樂觀地建立的城市改革,在更充分了解之後,提醒我們還是要回到人性,從身心協調的健康基礎中,找尋幸福城市的要素。

延伸閱讀

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郭安安譯),巴黎的憂鬱,新北市:新雨,2014

Jack London (陳榮彬譯),深淵居民,新北市:群星文化,2015

Pedersen, C. B., & Mortensen, P. B. (2001). Evidence of a 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city during upbringing and schizophrenia risk.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58(11), 1039-1046.

Peen, J., Schoevers, R. A., Beekman, A. T., & Dekker, J. (2010). The current status of urban‐rural differences in psychiatric disorders.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121(2), 84-93. Lederbogen, F., Kirsch, P., Haddad, L., Streit, F., Tost, H., Schuch, P., … & Meyer-Lindenberg, A. (2011). City living and urban upbringing affect neural social stress processing in humans. Nature, 474(7352), 498-501. Jane Jacobs (吳鄭重譯),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台北:時報,2007 Jan Gehl(陳朝興譯),人的城市,桃園市:創詠堂,2017 Knöll, M., Neuheuser, K., Cleff, T., & Rudolph-Cleff, A. (2017). A tool to predict perceived urban stress in open public spac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Urban Analytics and City Science, 026581351668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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